坎贝尔(Kurt Campbell)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主要操盘手之一,目前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有“印太沙皇”之称。十年前,正是他提出并主导了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战略。如今,他又提出了“印太操作系统”概念,引起广泛关注。 2021年12月1日,他接受澳大利亚Lowy研究所访谈,内容广泛,包括QUAD、美中关系和东南亚等。本视频(中文字幕)是部分访谈内容节选,从中您可以得知美国第一流战略家的最真实想法。

以下是访谈内容纪要:

Lowy研究所:
让我问你,是深化四方会谈四个成员之间的合作更重要?还是扩大四方会谈以包括更多成员更重要?

Campbell:
Michael,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坦白说。我想我不会代表领导人发言,但我要说,在短期意义上,我认为他们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即明年最重要的事情是深化我们四国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是所有领导人的一致看法。

总统直接问了这个问题,莫迪总理、菅义伟首相和莫里森总理谈到深化我们如今所做工作的重要性,总统清楚地听见了。但同样重要的是,实现我们的承诺,特别是在疫苗和气候领域。

我会说,我确实想强调四方会谈是两党共同努力的结果。它是在乔治·布什政府时期,在我们的好朋友Michael Green、史蒂夫·哈德利和其他人的领导下开始的,在针对印度尼西亚海啸悲剧的设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过去16年左右的时间里,它经历了起起伏伏,特朗普政府重新启用了这一设计的一些元素。但这进行得并不顺利,他们并不能总是召集四方(一起磋商),有时困难在于沟通方面的问题。

我认为,当拜登总统上任时,他决心利用这一非官方机构作为工具,来再次强调我们作为海洋民主国家对这一(印太)操作系统的承诺。总统每天都在敦促我们,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让这一切继续下去。最初,可能有一些问题,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在今年冬末春初举行的第一次虚拟会议作用很大,并在四位领导人之间创造了一定程度的舒适感,使我们能够亲自会面。再说一次,我们明年还会再见面。

我一直参与白宫和国务院的团队。Michael,如果你能看到我们眼前正在形成的合作习惯 和工作组,从技术到教育,到气候,到对流行病的预备等问题的介入 ,那将是很棒的。 现在你只需沿着列表继续工作,这是很了不起的。我也会告诉你,这是一次深刻的、几乎是一次感人的经历。这些都是艰苦而孤独的工作,而每一个领导人,当他们相会并参与其中时,你可以看到他们能认可对方。他们位居我们几个关键而富有活力国家的顶端,在这个变化多端的时期,这四位领导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伙伴关系。我相信它将继续下去,它代表着我们四个关键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作为海洋民主国家,我们处于印太地区尖端创新和繁荣的前沿。

Lowy研究所:
Kurt,作为四方领导人会议的一部分,这些领导人可能不会聚集在白宫,如果不是中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因此,让我问问你关于美中关系的问题,如果可以的话。从3月的安克雷奇会议到两国元首的会晤,这一年来两国关系发展如何?这个月的两个会议你都参加了,请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他们的事情,以及你如何看待今天的双边关系。

Campbell:
谢谢。如果可以的话,Michael,我还想对QUAD说明一下。关于QUAD,我认为强调和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很多人会说,QUAD要反对什么?重要的不是关于会晤、工作组和领导人接触的实际发展和进行方式,而是关于我们(QUAD)要支持什么。

这些领导人中的每一位都认为,为他们的人民和印太地区的人民提供服务至关重要。因此,四国领导人都很清楚,四方会谈必须有相关性,并看到其附加值,特别是东南亚(和东盟)带来的附加值。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焦点问题在那里呈现。与其说我们反对什么,不如说更多的是关于我们支持什么。

这也是你指出的情况,对中国的焦虑在本地区最近有所上升,这是不可否认的,你可以在所有四个相关国家的政治中看到这一点。当总统上台时,他明确表示,他希望制定一项全面的战略,该战略确实具有许多可操作的特征。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在国内投资,你可以看到很多工作和重点是放在技术和人民生活、保护壁垒和将定义21世纪的竞争领域,而不是直接与军事问题有关。

军事问题很重要,但更多要做的是关于尖端技术:人工智能、5G、量子计算和人文科学。 这些都是美国传统上具有领先优势的领域,所有这些领域都受到了挑战。总统的部分目标是寻求两党对这类国内投资的支持,这些投资将把我们带入21世纪。我很高兴地说,其中很多基本上都会传承下去,接下来你会看到更多。

所以在这个国内深度分裂的时期,甚至在美国的分裂中,两党就共同应对印太地区的挑战达成了广泛的一致。尽管人们会说这只是一个一次性的东西,但实际上不是,它是我们战略中最重要的元素,是两党让美国强大的深刻承诺。拜登总统与中国主席的视频会谈,就紧接发生在美国签署了史上最大的基础设施协议之后,这并非偶然。基本上,这是自1958年艾森豪威尔签署《高速公路法案》以来的最大国内投资。大约在同一时间,也与英国签署了核协议。

所以,我认为这是第一个要素,第二个因素显然是与盟友和伙伴合作,你已经看到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一次的不同之处在于,我看到更多的国家希望与美国 进行更具建设性的合作,这是我从未见过的。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真正发生变化的是,人们对中国经济政策和安全雄心的走向及其在该地区的外交政策的一些公开焦虑, 而且这种焦虑是全球性的。欧洲国家对与美国合作最感兴趣,这是我们寻求的目标之一,在技术和其它一系列事项上,在印太地区与欧洲密切合作。

Michael,你写了一本好书,关于罗斯福与欧洲的外交。基本上,美国曾经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在全球舞台上,我们已经和欧洲并肩奋斗,这必须在印太地区重现。我们正在努力做到这一点,虽然存在挑战,但这是至关重要的。

显然,最后一个维度是双边外交。我认为我们所寻求的不是过去那种大量更多是为了表演而不是结果的外交。实际上我们对此不感兴趣,我们想要的是一个清晰定义的战略安排和行动。我只想简单地告诉你,两周前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正是我们所期待的。总统很清楚, 非常准确地说明了美国在印太地区所寻求的是什么。我们试图强调,对于中国的政策存在一些担忧。我认为,我们做事方式的核心是这样一种感觉,即鉴于中国的变化,你今天能够真正参与并在中国办成事情的唯一途径是在高层领导层面。(只有)在那里,你可以与他们一起发展和制定政策,这是中国领导人所选择的。但与此同时,必须得到最高级别的支持。 我们所看到的是,在领导层面上权力集中的程度非常明显,特别是在六中全会后。

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在与中国人沟通时非常谨慎。我们目前关系的主导范式是竞争,我们认为竞争可以和平地进行。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建立机制和场所,使美国和中国能够采取必要措施来避免误判、防止误解、建立信任。同时强调,从根本上讲,美中两国在许多领域仍存在分歧。我想说的是,各国和我们的朋友都在问,美国和中国有没有什么可以一起合作的事情?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我们已经尝试了,而且我们将继续努力与中国密切合作,实现我们在气候方面的共同目标。我认为,在伊朗、朝鲜和其它地方,有一些担忧,中国的作用可能很重要。而且,在大流行的最后阶段,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一定程度的接触显然将是核心关注。 我们两国之间有一种相互依存关系,我们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我们并不寻求直接削弱中国。但与此同时,我们行事的核心是(传递)一个强烈而坚定的信息,即美国不会离开印太地区, 我们并没有衰落。我认为,在中国领导人周围的一些更具意识形态的顾问中,有一种深刻的信念,那就是美国某种程度上正处于艰难的衰落之中。

Michael,几十年来,在朝鲜战争初期、越南战争期间,以及最近的金融危机中,许多国家都曾预言、希望或担心美国的衰落。每一次美国都成功地从内部重生。我从根本上相信,这场(新冠)大流行将为推动美国前进的创新提供动力。我们将迎接挑战,继续在印太地区发挥领导作用。

Lowy研究所:
据报道,拜登总统将于2022年1月主持东盟领导人峰会。美国对这次会议的成果有何设想? 美国是否会寻求将其与东盟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Campbell:
谢谢你,Michael。我不能谈及确切的日程安排,但我要说的是,我们相信在2022年,我们最重要的倡议之一(如果不是最重要的话)就是,白宫要尽一切努力,升级我们与东盟的融合接触,你会看到全面展开。我相信这意味着高层领导的参与,将会在经济、政治、 战略和教育领域全面展开。所以我们认识到东盟中心地位的极端重要性,我认为,我们想要基于以前的高层外交事例,基本上阐明了美国和东盟之间紧密伙伴关系向前发展的愿景。我们确实理解并承认其战略意义,2022年将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