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对香港问题的看法和立场

说明: Think Tank; 创建时间: 2019年8月18日

成朝庭（柏林自由大学）
2019.08.17

1. 引言

今年2月，香港拟对《逃犯条例》进行修订，由此引发持续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抗议运动。到目前为止，不但没有缓解的迹象，反而不断升级。本次事件被视为自六七暴动（1967年）以来香港政府最大的管治危机，也引发了广泛的国际关注。那么，德国各界对香港事件的看法和立场如何？笔者从政府、国会、智库和学术界等多个维度搜集公开信息、采访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并进行分析。在默克尔总理9月访华前夕，这样的研究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2. 德国外交部

2019年6月12日，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就香港局势发表如下看法：

“2019年6月9日和12日的游行有大量参与者这一事实表明，香港民众广泛拒绝修改引渡条例，因为他们担心由此对香港法治和自治的侵蚀。不仅是香港社会和法律界，国际社会同样有此担忧。我们已经与我们的欧盟伙伴一起向香港政府表达了我们的看法。

我们正在观察，是否立法会推迟表决条例修改对香港政府目前的时间计划会起作用，最终表决计划于6月20日进行。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审查，如果香港计划的引渡条例修改通过，那么德国和香港之间的现有双边引渡协议是否将会以目前形式继续。”

2019年8月7日：德国外交部发言人Adebahr就香港问题做如下答复：

“问：有警告称，中国可能会部署军队来对付示威者。德国联邦政府对香港局势发展有多担忧？在这场冲突中，德国政府可以扮演什么角色？比如因为德国政府与中国领导层或与香港领导层都有联系？

Adebahr：我们对当前局势和有关报告非常关切，并且呼吁各方参与和平和建设性的对话，以使香港局势不要进一步升级。从我们的视角看（我们也清楚地表明），重要的是：在香港基本法中得到承认的人民基本权利，和平示威和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不能被限制。对我们来说，这是我们观点和看法的基础。在最近几周我们可以看到，香港人民决心以和平方式，明白无误地表达和维护他们的法定权利。德国政府当然对此只能表示根本支持。

至于引渡条例，那是这一波示威浪潮的触发点。我们已经与其它欧盟成员国一起和香港政府争论过，并且也在一封信函中基本表达了我们的想法和立场。我认为，当地所有各方也对我们的立场很清楚。

问：外交部计划收紧对香港的旅行建议吗？

Adebahr：对此我只能回答，我们将继续对我们的旅行和安全提示根据情况进行审查和调整。如果有必要，我们将采取措施并公之于众。”

2019年8月13日，德国外交部长Heiko Mass在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期间就香港问题做了如下表示：

“事态正在不断升级，我们只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但是对我们来说一直很重要的是，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不受限制。”

3. 德国总理默克尔

2019年8月14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与立陶宛总统会谈之后就香港问题做了如此表示：“鉴于最近的紧张局势，各方都必须避免暴力，在对话的框架下寻求解决方案可能性。” 德国联邦政府副发言人Ulrike Demmer说，“德国正密切关注香港事态，对局势发展更加担忧”。她明确呼吁各方“避免进一步使用暴力”。

4. 国会

2019年6月3日，德国国会绿党党团邀请两名在德国获得政治避难的香港公民（黄台仰、李东升）举行研讨会。主办这场研讨会的绿党党团人权事务发言人鲍泽（Margarete Bause）表示，“香港媒体被中资收购，议员选上了却无法就职，整体来说政治空间愈来愈紧缩，人权状况的确有恶化的趋势。”有媒体质疑德国的决定将影响中德关系。鲍泽回应说，“德国不能因为担心中国抗议就退缩，必须站出来捍卫民主和人权。德国不只给香港人，也给其它独裁国家的人政治庇护，这样的做法来自对纳粹历史的反省，受到德国大众的支持。”

5. 智库

德国“世界报”于2019年6月17日刊登了一篇对德国香港问题专家Mareike Ohlberg（MERICS，墨卡托中国问题研究所）的采访报道，Ohlberg就香港局势做了如下回答：

“世界报：德国将怎样对待香港问题？

Ohlberg：如果中国无情地对付平民，如果人权被侵犯，如果暴力镇压抗议，那么德国和欧洲就必须对此引起重视并且称之为残暴。在某些情况下，中国让步也是可能的。

世界报：听起来比较清醒。这是德国要为此付出的代价吗？因为中国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Ohlberg：德国处于一个困难的境地，因为经济联系使得柏林依赖于北京。鉴于这个依赖性，你只能在情愿的情况下去推动自由价值。如果你问我，我认为德国政府应当更强烈地促进自由权利。

世界报：德国在不久前给予两位香港持不同政见者政治庇护，因此受到当地政府批评。这是香港公民首次在欧洲得到政治庇护。您对此感到惊讶吗？

Ohlberg：是的，但这个决定并不是给中国或香港的政治信号，我认为这只是一个个案。另外一方面，这也是香港过去几十年所发生变化（自由权利总是被阉割）的一个符合逻辑的后果。从这个意义来说，这也许是对香港政府发出的一个信号：不能所有事都按北京旨意办，也不要认为，这在国际上没有代价。”

2019年4月12日，富有影响力的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所副所长Mikko Huotari在接受采访时，对德国的对华政策做了如下分析：

“表面上，过去几年德国对华政策优先级有一些变化：

深化被广泛认为对两个贸易大国都有益的双边经济伙伴关系。
加强在诸多战略问题和全球挑战方面的协作，包括气候问题。
在新领域发展积极向前看的议程，比如智能制造或自动驾驶。

但实际上，德国对中国国内改革轨迹和国际雄心的基本假设，在过去三年中也发生了相当重大的变化。德国日益认识到：中国体制的核心特征，即一个独裁和压制的列宁主义政党体系、国家大规模介入经济、以及对外国公司和公民社会参与者的不平等对待，如果不是回到从前的话，也将是高度持久的。面对中国雄心勃勃的产业政策和缺乏进展的经济改革（即便按照中国共产党自己设定的目标），柏林的政策制定者们正在重新评估机会和挑战，他们现在也更多地聚焦于实现这些目标：更大的市场准入、找到新工具来应对市场扭曲，以及与中国经济打交道时的安全考虑。”

6. 学术界

2019年8月14日，笔者采访了德国著名的中国问题和国际关系学者、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教授Eberhard Sandschneider，他在德国对华政策方面颇有影响力。

采访录音：

中文翻译如下：

“问题1：
您如何评估香港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香港人在回归22年后仍然没有形成国家认同？局势可能向什么方向发展？北京是否会武力镇压？还是会寻求妥协？

Sandschneider：
对中国政府来说，国家主权永远是最高优先级。目前中国让香港本地政府负责处理抗议运动，但是，如果香港当局不能很好应对这个局面，人们就得预计到，在紧急情况下，北京就会采取进一步措施介入。当然这会损害中国的形象，目前中国还要考虑别的冲突，特别是与美国的冲突。因此暂时还不需要介入，但北京保证不介入的情况当然是不存在的。事态紧急时，与主权相关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总是有最高优先级。

根本冲突在于，22年前关于香港回归中国的谈判，并没有征求香港人对其未来地位设想的意见，谈判是在北京和伦敦之间进行，这场谈判导致一个不同寻常的结果：所谓的“一国两制”构想。现在人们对于“一国两制”明显存在误解：50年过渡期并不意味着北京将会等到2047年6月30日，才会在香港实施中国的制度，相反过渡步骤正在渐进实施。香港人已经感知到这些，所以他们开始游行示威，认为他们已经习惯的自由权利会被逐渐剥夺。现在过渡期已经快过去一半，中国将于2047年在香港实施中国的制度，对于这个事实，完全没有任何可替代选项。那时过渡期结束了，香港的特别地位将不复存在。无论人们喜欢与否，这就是中国政府可以援引的法律基础。

问题2：
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称，中国目前正在向香港边界调集军队。如果冲突升级，最终导致北京武力镇压，对香港、中国和世界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

Sandschneider：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美国总统同时在推特上散布他的秘密情报部门的消息。但这条推特消息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独立记者和中国的国家电视台都发布了这些图片。这些军队，可以判断是在深圳的人民武警部队在城市周边的高速路上调动。这首先肯定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应该是意在向香港的示威者传递信息：在事态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愿意而且也准备好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调集更强大的力量进行干预。这也许是为了压制在香港的暴力和示威游行倾向的一种手段。但考虑到昨天在香港发生的事件，这些军队调动并不一定能奏效。

问题是，如果动用军队，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不能几句话简单回答。中国的形象将会受到极大损害。不仅是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股票市场将承受比贸易战所产生效应更大的压力。也会在国际上将中国政府钉在耻辱柱上。然而，我的预期是，中国政府的反应将会与我们过去已经认识到的一样。在北京看来，为了不冒形象损害的风险而导致国家主权丧失的代价实在太高。在没把握的情况下，中国会宁可形象损害，也要确保国家主权。

问题3：
对于香港事件，中国大陆对舆论管控的力度非常大，但事态已经扩大到大陆民众也广泛知晓的程度。然而，官方通过积极引导爱国主义，使得大陆民众相当程度上很反感香港的抗议活动，认为是“港独”，危害国家统一。您是否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诉诸民族主义以获得执政合法性的具体表现？

Sandschneider：
在中国，民族主义是一个强大的力量，在不同的方向都有影响，对美国、对日本、对韩国，当然对香港问题，都诉诸了民族主义。香港人对1997年回归中国的自豪感是强烈的。根据我的判断，这个情况现在有一些相对小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危险，当然让人担忧。但我认为，中国政府完全不必过度反应。香港独立或者从中国大陆分离出去的问题并不存在，根据1997年的条约，香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想象不到有哪个国际主体、另外一个政府或者别的什么人会对这一点以任何方式提出问题。香港属于中国，对这一点有争议的只是香港内部的组织。

问题4：
德国各界、尤其是德国政府对于香港当前局势的立场和看法是什么？

Sandschneider：
目前德国联邦政府唯一的表示来自德国外长Heiko Mass，昨天在纽约。他说的也是人们预料得到的，他首先呼吁双方停止暴力行为，其次他希望在中国能有自由的意见表达。后者当然不与当前香港局势相关。如果考虑到，暴力（既来自于安全力量，也来自于示威者）程度是多么地高，那么德国外长的诉求当然是符合逻辑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德国外长显然不同寻常地与美国总统意见一致。然而，Mass先生的声明并没有什么特别。总的来说，外国的立场终究没有什么意义，局势只能在香港得到澄清。从这个意义来看，人们只能盼望，能够有知识分子站出来，推动冲突各方加强对话协商。这样的倡议显然也有，人们只能盼望，这些倡议早晚能成功，并终止街头暴力。

问题5：
中国一直强调香港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但根据德国外交部发言来看，德国政府对香港的抗议活动基本持同情态度，因此，德国是否会介入香港问题？如果介入，将会以什么方式？国际社会可以在香港问题上发挥什么作用？

Sandschneider：
德国政府能做的，也是外国政府已经做过的。德国政府可以发表谈话，可以劝告各方。这是否构成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很难判断。主要考虑到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这些问题的界限并不清晰。事实是，香港问题终究是中国内部事务，我相信德国外交部对此也并无异议。但是，中国总是很乐意、并且经常用“干涉中国内政”来阻止令其不悦的外国批评。只要还有很多德国企业在香港，只要德国企业受到影响，“干涉内政”的说辞就不会奏效。当香港的不稳定影响到经济，北京就必须面对这样的情况，即德国政治家和德国外交部至少会表达担忧的立场。那并不一定构成干涉中国内政，而是一个因自身利益受到当地事态影响而自然产生的反应。

问题6：
德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在价值观外交和利益外交之间寻找平衡，主要决定因素是什么？由于美中对抗加剧，是否会导致德国对华政策更加强调价值观冲突和经济技术竞争的一面？

Sandschneider：
您谈到了目前德国和欧洲正面临美中冲突加剧的严重局面，这部分上以价值观辩论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个情况下，欧洲人怀疑，是否特朗普持有与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另外一方面，由于与中国存在巨大差异，也不可能与中国结成价值观共同体。

至于利益政治，有迹象显示，中美冲突对欧洲也有影响。其次，美国很长时间以来就不再如同过去那样是欧洲一个可靠的、抱有良好意愿的伙伴。这意味着，很多方面，欧洲可以与中国发展共同利益。比如，在维护多边机构和世界贸易结构、反对（美国）关税政策和保护主义等很多方面。然而，这些共同利益并不会自动导致欧洲与中国结成价值观共同体。

但国际政治将部分因为美国的变化而比以前更变幻莫测。也许欧洲人最终必须停止对“联盟结构”的长远指望，美国总统是不会这样干的，欧洲人也必须明白这一点。

问题7：
在德国，对华政策是由总理亲自掌管的。默克尔总理将在9月访华，您认为她的重点是谈经贸还是人权？她是否会提及香港问题和其它敏感问题，例如新疆？她的目的是向中国施加压力还是只是面向德国公众的一个姿态？

Sandschneider：
默克尔将确定会与中国谈所有这些问题，然而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为了向中国施加压力，德国没有能力这样做。尽管德国是中国的一个重要伙伴，但与中国相比，德国只是一个相对小国。但是，对所有德国企业利益因之受到直接影响的问题，默克尔会与中国领导层商讨，并清楚地阐明德国立场，这当然是为了维护我们德国的国家利益。默克尔总理与其前任一样，总是这样行事的。总的来说，令人担忧的主题现在更多了，特别是与在美国发生的变化有关。我相当确定，在与中国的相互对话中，美国的变化会是一个主题。我认为默克尔总理不会特别区分价值观和利益，两者都会提及。

问题8：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目前在外交和战略上更加奋发有为。您认为中国的意图是要恢复历史上的“朝贡”体系，成为区域强权？还是要建立儒家意义上的“天下”体系，并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还是仅仅要致力于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谋求各大国之间的“均势”？但不管是哪种意图，香港对北京权威的公然挑战是否构成中国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障碍？

Sandschneider：
实际上你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当然香港对中国的雄心构成一个问题。但是在过去四十年，中国的雄心壮志是相对单纯的，致力于经济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现在中国认识到，它也能把经济成功转化为政治成果。我并不认为一定要对朝贡体系进行争论，历史不会完全重复。但事实是，中国现在是一个与世界高度连接的国家并追求数字化领导地位，这自然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更加有分量了，即便不是最有分量的国家。这其实是一个正常的过程。那些必须接受其权力丧失的衰落者，自然难以适应这个局面。欧洲就是这样的，特别是美国。但实际上这是我们观察到的一个正常过程。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冲突，我们现在实际上就已经陷入这些冲突之中。但是，在这些冲突中，香港只是一块马赛克小石头。”

7. 总结

德国各界（政府、国会、智库、学术界和媒体）对香港局势相当关切，总的态度是呼吁各方克制，避免暴力行为，通过和平理性对话来寻求解决方案。但是，在公允的立场之下，更多是对香港示威者的同情和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伸张。同时，正如Sandschneider教授所阐述的观点，德国承认香港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但当影响到德国利益的时候，德国政府将会向中方表达关切。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多年来一直在价值观外交和利益外交中寻求平衡。但鉴于经济界日益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看待，最典型的表现是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在其政策建议中称中国是德国的“系统性竞争对手”。在这个大背景下，价值观差异可能在德国对华外交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